第1章 万历三大征与播州之役对於明朝所带来的影响

区，汉民居民甚少，这里生活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土家族、布依族、苗族和仡佬族等，除布依族外，生息在该区的土家族、苗族、仡佬族由於其传统生產方式与汉族差异甚大，为了维护驛路的安全和减轻驛路维护安全费用，明廷在湖广经黔入滇道实施湖广、四川、贵州三段管理，其管理费用也分別由以上诸省承担。为了减轻贵州省的財力负担，故朝廷也不急於將播州平越地拨入贵州统辖。（三）明朝初年，西南边疆还不稳定，既有蒙古残军的叛乱、又有诸夷的叛服不常，加之特殊的地理环境。

    故此，明朝要经营这样的地区，也別无选择，只能强化对播州杨氏的控制，然要达到对播州杨氏的有效控制，就需要实施最大限度的放权，以免刺激播州土司。因此，朝廷对播州土司一直採取安抚政策，在税赋上，採取了轻徭薄赋的经营政策。《明史》卷三百一十二载：“播州土地既入版图，当收其贡赋，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为军储。”然朱元璋“以其率先来归，田税隨所入，不必以额。”“永乐四年，（朝廷又）免播州荒田租”。《神宗万历实录》卷三五七亦载：“环播幅员千里，田地数千万亩，旧额粮岁以五千八百石”等等。在播州土司统辖 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仅区区岁粮，还不足中原一县，足见朝廷经营播州之良苦用心。

    鑑於上述，朝廷对播州土司这种尷尬的经营模式，诱发了播州土司的骄盛和叛逆，出现了对治下土司、庶民的残酷统治，进而对抗朝廷。《神宗万历实录》卷二七八载：“宣慰司所属田、张、袁、卢、谭、罗、吴等七姓民及真州、余庆、白泥、容山、重安等五土司不堪其势，上诉重庆府。”但据於边患，四川巡抚李化龙以调杨应龙“防松潘”，暂免其罪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处“防松潘”，指的是西北蒙古越过了藏彝走廊，进入川西，详情请见下文。此外，为了加强对杨应龙的统治，以免其变乱，朝廷以其子杨朝栋为人质，不幸的是杨朝栋竟死於重庆，引起了播州杨氏对朝廷的不满，终於引发了“万历三大役”1之一的“播州之役”。

    这里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，明万历元年（1573），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率部经青海南下康区，已进至康区东部的鱼通和南部的理塘附近，积极支持佛教寺院的建立。万历八年（1580），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蒙古各部的支持下，为了扩大格鲁派的实力，將青海和康区的“邦根”寺院，陆续改建为格鲁派寺院，其中最著名者首推理塘寺。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，蒙古俺答汗的孙子顺义王扯力克以朝佛为名义，率“控弦之士三千人”南下，並“大言欲南略洮、岷、松、茂”。此外，蒙古部落攻破阿坝寨，逼近松潘城。进而还多次袭击滇西北地区。《滇系》“事略”载，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，“西韃虏寇临西”2，“韃虏”，即对蒙古人的称呼。万历后期，不少进入川西北地区的蒙古部落相继在当地驻牧游猎。松潘漳腊一时“牛马羊只，布满山溪，毛帐毡房，星列草地”，仅在漳腊城內的蒙古牧民就有“百五六十帐”。青海蒙古部落除进入川西北松潘、茂州等地活动外，还向康区发展。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，青海蒙古部落首领火落赤率三千余骑“突犯松潘”。松潘“自北界作儿革迄杀鹿塘、毛尔革地方，其间番族为虏所挟者十有八、九。”足见蒙古族南进明朝西南边疆，引起了明廷上下的高度重视。使明朝统治者再次清醒地意识到，一旦川西、云南失守，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就会再次陷入蒙古军队的弧形包围圈之內。而云南的地理位置正好处於弧形包围圈的软肋上，最容易被从青藏高原南下的蒙古族突破。这样西南土司区的稳定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，恰在此时，播州杨氏对抗朝廷，扰乱西南，故明廷迅速决定对其改土归流。

    二、改土归流后对播州土司区的经营及影响

    播州杨氏统治播州地区七百余年，形成了一整套地方管理模式。然杨氏被灭后，必定会出现权利的真空。此外，管理模式的变换，进而又会影响当地的稳定。所以，善后事宜的正確处理直接关係到该地区长期的稳定，故甚为明廷重视。明朝对播州土司改土归流后，正式將其纳入正规的行政管理机制，开始从委託土司统治，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之下，在此正疆域、设屯政、设將领诸多政治管理模式，对於稳定西南地区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