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 万历三大征与播州之役对於明朝所带来的影响

西南等传统地方势力，加以统辖。如忽必烈凭藉多年的政治经验，清醒认识到“在俗异地险、民风强悍的多民族的西南地区，如不利用那些世袭守土的土酋大姓，而单靠军事征服，就只会得逞於一时，而难於进行长期有效的统治。”[4]《清史稿》列传二百九十九载：“西南诸省，水復山重，草木蒙昧，云雾晦冥，人生其间，丛丛虱虱，言语饮食，迥殊华风。”明確说明了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、民族文化与中原差异甚大，如果要採取与內地一体化的经营模式，势必引发民族衝突，进而影响中央王朝对西南的经营。因此，元朝为经营好西南各民族，实施了恩威兼施的治理决策，即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，大力招抚利用那些当地原有的上层统治者，並形成一套固定的土官制度，加以治理。

    元朝政府对於土司政权的承袭、权职多从本俗。《元史》卷二十六载：“远方蛮夷，顽獷难制，必任土人，可以集事。今或闕员，宜从本俗，权职以行。”同时还根据元朝刑法“土官有罪，罚而不废”等等。

    南宋末年，元军攻入大理，在平定云南后，立即向贵州进军，在强大的兵威之下，贵州境內的地方势力纷纷归附。至元十四年（1277），播州杨邦宪纳土。因杨邦宪能“审於去就，挚版图內附”，“屡效忠顺”，世祖对他“实宠嘉之”。此外，加上黔北地区地理环境复杂，形势险恶，元朝將实际地方治理权委於杨氏之手，这样播州杨氏统治范围大增，元代达到顶峰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六十四载：播州土司辖地“广袤千里，介川、湖、贵竹间，西北堑山为关，东南附江为池。蒙茸险削，居然奥区。领黄平、草塘二安抚，真、播、白泥、余庆、重安、容山六长官司，统田、张、袁、卢、谭、罗、吴七姓，世为目把。”1材料中的“黄平、草塘二安抚”地，位处今黄平县境和瓮安县境。“真、播、白泥、余庆、重安、容山六长官司”地，位处今道真、遵义、余庆、瓮安诸县境。据研究，元朝时，播州土司地南迄今清水江上游诸地，西至鸭池河，北包今川渝黔边境等广大范围，统辖区域已达 5万平方公里。

    明朝统一全国后，在川滇藏甘地带，还留有大量的元蒙残余势力，始终占著长江上游，一旦与北元势力联合，大有重演弧形包围南宋故事2。如云南梁王把匝刺瓦儿密就拥有精兵十余万威胁明朝的安危3，加之川西及西南诸夷叛服不常，明廷为达到“额以赋役，听我驱调”的经营目標。明承元制，对西南各土司多施抚慰之策，就播州土司言，升播州宣抚司为播州宣慰司，领安抚司二，长官司六，辖地包括今遵义、桐梓、正安、道真、赤水、习水、仁怀、绥阳、湄潭、凤冈、余庆、瓮安、黄平、福泉、凯里等地，为贵州四大宣慰司之一4。从辖区看，此土司位处湖广经黔入滇道的北段，这一地区稳定与否直接牵涉朝廷对云南的经营，因此明初对此一直实施绥抚之策。

    此外，明朝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，以防蒙古通过“藏彝走廊”的北段进入云南，威胁其西南统治，朝廷在思州、思南二土司改土归流的基础上，设置了贵州省。甚为奇怪的是，贵州建省后近 200余年间，播州以上诸地区一直属四川播州杨氏统辖，特別是播州统辖的平越地，就像一条楔子插入了贵州东西两片辖区之间，將明代贵州辖境横截为东西两个部分。既然明代已经置贵州行省，土司又为朝廷命官，为何又不將播州南部的平越地区划拨给贵州省统辖呢？此甚为蹊蹺。笔者通过实图查看和翻阅大量典籍记载后发现，明朝此一行政管理原因大致有三：（一）播州南部的平越地区位处高山深谷间，其核心地段正好位於乌江水系和沅江水系的分水岭上，这道分水岭从西向东，將平越一分为二，北部属於乌江水系，南部属於沅江水系。这道分水岭虽然海拔不高，但无航路可通，同时又远离发达地带，有效统治难度大。此外，平越地区位处分水岭以北的地段，东临梵净山山系，西侧也有一道南北走向的山系阻隔，就构成了播州杨氏与水东宋氏的分水岭，也就是说，平越地区北部三面环山，建构水田的面积甚为狭小。因而明代很难在这儿形成较大的政治和经济中心，同时穿越贵州腹地的湖广经黔入滇驛路主干线又从这儿穿过，要维护驛路经费和安全，当时明朝之贵州省还承担不起，故长期不考虑划拨给贵州省。（二）明初，整个平越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