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二章 人物论

    第95章 人物论

    紧接著，一位来自南京的青年作家站了起来，他的观点就尖锐得多。

    “我认为，我们当前的文学，最大的问题不是謳歌得不够，而是反思得不够！

    我们不能总是满足於写表面的新生活，更应该深入到人的內心，去挖掘那些被歷史压抑、被时代扭曲的人性。

    在这方面，西方的现代派文学，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鑑的地方。”

    这番话立刻引起了骚动，场內不少人都皱起了眉头。

    在1983年，公开鼓吹学习“西方现代派”，还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举动。

    立刻就有一位上海本地的老作家站起来反驳：“小同志，借鑑西方不是不可以，但不能搞全盘西化”嘛。

    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现实主义传统，这是我们的根。

    丟了根，文学就成了无根的浮萍，成了少数人看不懂的文字游戏，那还怎么为人民服务？”

    双方你来我往，很快就爭论起来，会议室里的气氛也变得热烈而紧张。

    陆泽安静地听著，他有些好笑的发现，这些爭论的观点，和他毕业论文《从政治寓言到人性书写：论新时期小说（1978—1982）的主体性转向》中准备的文献综述的肉容几平=模=样。

    理论上的交锋，此刻活生生地在他面前上演。

    就在这时，王元化先生將目光投向了他。

    “陆泽同志，”他开口道，嘈杂的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。

    “你的新作《春分》最近引发了很大范围的討论，支持的、批评的，声音都不少。

    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想听听你的想法。

    作为创作者，你是怎么看待文学与现实的关係？

    你觉得，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，最应该书写什么？”

    所有人的目光，齐刷刷地聚焦到了陆泽身上。

    这个问题很宏大，也很刁钻，似乎无论怎么回答，都可能开罪一方。

    陆泽淡定得站起身，先对著眾人微微躬身示礼，才不疾不徐地开口说道：“王老，各位文化界的同志们，前辈们，那我就冒昧，粗略谈一些个人感受。

    关於文学应该写什么”，这是个大问题，我一个刚写了几篇小说得年轻人，其实远没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。”

    他先放低姿態，显得十分谦逊。

    “刚才听了几位同志的爭论，我很受启发。

    我在日常写作与学习过程中也有过相关得思考，其实在我看来，无论是坚持现实主义传统，还是借鑑西方现代派技巧，都只是是方法与工具。

    而我们文学真正要面对的始终是我们到底要用这些工具去表达什么，书写什么。”

    “我在自己有限的几次小说创作中，基本不会去考虑我这部小说是属於什么主义”，也很少去想它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功能。

    我想得更多的，其实是人”。”

    “写《锦灰》的时候，我想的是陈景云这个人。

    在那个家国飘摇的年代，他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商人，怎么在夹缝里求生存，怎么在传统与变革之间摇摆选择，怎么守住他心里那点实业兴国”的念头和做人的底线。

    写《春分》的时候，我想的是陈厚土这个人。

    他亲手建立起的集体公社，又要在改革的浪潮下，亲手把它分掉。他心里的那种矛盾、不舍和阵痛，是真实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