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2部分

承认了孟丽君不成么？”（注：“清”陈端生《再生缘》，中州书画出版社，1982年版，第805页。）相比于少华的痴情，她显得义绝，更不消说有为爱为离别而撕心裂肺的感觉了。这儿我们不妨说，孟丽君的不愿回归，一方面是社会使之不能，另一方面是因其自身对爱的无求或因其爱的沉睡而不愿：孟丽君对少华是陌生的，她没有映雪的观面定情，也没有燕玉的践梦救难，她有的只是名媒正娶的第一夫人的名分。她或许也倾慕少华，却远称不上爱，其间又夹杂着因地位变化而产生的微妙情绪。她为他而逃，也为他家的平反昭雪竭尽所能，并为少华迎娶燕玉而伤情，但这都不是爱情，只不过履行了封建纲常的夫妻之义。她许诺映雪同嫁少华，她希望替身为自己尽义，可以说，她更符合一个夫人的外在标准，却丝毫没有流露出一个情人的蛛丝马迹。虽然她以前婚为由（在内心）拒绝了君王，但这同样不关爱情，她并没有真正地爱上少华。所以她可以旁无杂念地与女性意识作潇洒的道别。本文侧重表现了社会与主体的争夺，而没有反映出女性情爱的自然意识与主体自主的权力意识的斗争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

    那么，为什么爱情会成为陈端生的盲点呢？本来，对于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来说，爱情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。虽然，封建教育对爱情忌讳极深，但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在闺阁仍流传颇广。是陈端生恃才傲物、孤芳自赏？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，陈端生也是如孟丽君一样的才学高于父伯，高于同辈。然而，这并不妨碍她对理想爱情的憧憬。那么，是不是陈端生专心写作，无暇它顾，因体验的单纯而影响到作品？她的确是“尽放精神来笔上，全收意识到书中”的；（注：“清”陈端生《再生缘》，中州书画出版社，1982年版，第733页。）再者，女性自身对爱情习惯于幻想、期待和扮演被动一方的特点，或许都可作为理由。对于大胆而细致地描述自身对爱情的追求，陈端生可能仍不免羞涩，特别在当时的环境中，还可能有被斥为“淫荡”之险。同时，翻开中国文学史，相对于婚姻，爱情原本便是一块未开垦的荒地，并且其作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。女诗人写情诗的很多，但极力渲染爱情的细腻过程的甚少。再观《天雨花》、《玉钏缘》、《笔生花》等弹词文学，强调的是她们不逊于男性的才华，而不是如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那样以情为主。可以说，爱情是当时女作家群的盲点。这表明在明清时期，虽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欧洲人文主义的传入，保守的思想界有了很大改观，个性解放、启蒙主义思潮有了广泛的传播，文学开始关注于人的个人命运，女性文学也从青楼女子扩展到了闺阁小姐，然而，这种自我的觉醒毕竟只是刚刚起步，所以她们把目光无一例外地置于男女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境遇上，以女性的毫不逊于男性来控诉社会对女性的欺压。这已是破天荒的进步。她们所讨论的范畴是男女应该平等，而非男女怎样平等。这是女权运动的萌发状态，也是必经的第一步。所以自然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矛盾并不在她们的视野之内。与同时代的女作家相比，陈端生能够开风气之先，从对女子的颂扬和为女子鸣不平中超越出来，大胆质疑女子的传统幸福，已是极具慧眼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了孟丽君超越于情欲的洁白和孤傲，驰骋于男性世界的潇洒与自如。

    四、两难的结局

    然而，即便如此，陈端生却无法继续她的梦：在高潮迭起、死生未定的第十七卷嘎然而止。这一方面是因丈夫流放而心情苦闷之故，但更主要的是她无法把握孟丽君的命运，也吃不准是否让孟丽君复归少华。少女时代的她可以不言婚嫁；现实中，她则纠缠于婚姻不能自拔。让孟丽君吐血而死成为男权社会的又一牺牲品非她所愿；但让她抛弃婚姻，与女性生活彻底决裂则需极大的勇气，也充满着艰辛，并且似乎已成为不现实。她不忍下笔，也不能下笔。《再生缘》是一个天真少妇构造的一个女性乌托邦，但她竟无法持续自己的梦。当一个人、一个群体在梦中都无法自由时……我不能言语。而狗尾续貂的总是不少，侯芝的《金闺杰》将《再生缘》改得面目可憎，梁楚生则想当然地让孟丽君风风光光地做正王妃、继皇女。她们全然不领会天才的陈端生，硬生生给一个无法持续的梦罩上一块红盖头，也不管那新娘早已是痛不欲生了。然而，我们不能否认，这种结局是附和传统的，也迎合看惯了大团圆结局的老百姓的期待。所以由梁楚生后续的二十回本的《再生缘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，各种戏曲毫无例外地沿用了她的格式。这才是主流，这才是正统。1995年为了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而特制的电视剧黄梅戏《孟丽君》，同样沿用了大团圆的结局。那首片尾曲我至今难忘：“……等待，是无尽的天涯路；等待，就是爱”，极尽凄婉地宣扬女性生命价值的被动性，完全背离了原著精神，是对其精神实质的背叛和嘲讽。不管改编者是否真正意识到，她总归是屈就了大众的欣赏口味，